
憶文登中學第一個黨支部誕生前后
楊岫庭

楊岫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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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文登中學(簡稱文中)一年一度招收新生的工作又要開始了。此時,我16歲,已經在私塾和“洋學堂”里讀過幾年書,是繼續升學還是就此謀個“飯碗”,為這件事,家中發生了一場爭論。
我的父親是個忠誠老實、貧寒清苦的農民。我家每年冬春,連地瓜干也填不飽肚子,是沒有條件繼續讀書的。那時,我們村有些青壯年人,在哈爾濱干自來水工人,我很羨慕,也想到外面去闖一闖,當個工人。但是,父母不同意,一心要把我培養成“教書先生”,認為這樣比工人、農民地位高,不用種田做工,不受風吹雨打,可以守在他們身邊,過平安日子。我拗不過父母,只好去考學。
結果,我被錄取,進了文登中學的預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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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第一個黨小組誕生地
——文登中學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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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中學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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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早春的一天,我背著簡單的行李,踏上了求學之路。
文中雖然只有初中班,但在當時來說,這是文登縣的“最高學府”。進了校門是個大院,迎面是新蓋的課堂樓。
學校緊貼著一座大廟。那座廟,也被文中占用著。廟的東圍墻開了一個便門,把大廟與文中校園連在一起。學校的辦公室、宿舍、食堂都設在廟里。正殿設作禮堂,新增的兩個預科班,也設在廟里。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宿舍,一看,同學們的行李差不多把通鋪塞滿了。正在我躊躇之際,有個細高個同學微笑著朝我走來。他接過我的行李,并幫助我安放好。我和他的鋪緊挨著。
“你叫什么名字?”
“楊岫庭。”
“哪鄉來的?”
“西南鄉楊家疃,離這50里。你呢?”
“我叫張景芳,石島附近人。”
張景芳比我早到一天,情況比我熟悉。接著,他領我去辦理入學手續,又指點食堂在哪里,我們在哪個教室上課等。他像老大哥一樣地親熱,一相識,我就從心眼里喜歡他。
連考學那次算在內,這是我第二次進文登城。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都有自己的見聞。我對什么事都感到新鮮,覺得這一下可見了大世面。但由于自己家境貧窮,衣著寒酸,總感到比別人矮三分。別的同學課余時間三五成群,或說笑談天,或逛文登城大街,我從來不好意思加入。
張景芳家里雖然也是貧窮,衣著很樸素,但學習成績好,待人誠懇熱情,所以在同學中很有威望。他給了我很大的精神寄托,不久我們成了莫逆之交。和張景芳一起從石島來的,還有原道炳、盛福東、王治卿等,他們都考進了正取生八級或師范班,在學校都很出名。后來都被選進“學生自治會”。我常跟張景芳和他們在一起,并通過他們認識了師范班的鄧汝奎。
我還交了一個好朋友,是同桌的于敬忠。他的家在文登城街上,父親于澤山是救濟院的書記。于敬忠家房子住不開,就在救濟院睡覺。后來我搬到救濟院和他作伴。張景芳等同學也經常到救濟院來玩,常常談論國家大事。有時談到夜深了,他們干脆不回去,我們就擠著睡在一起。
我們預科班的國文教員鐘平山,聽說是剛從北京一個大學畢業的。他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個頭挺高,身材細瘦,長方臉,雙眼奕奕有神。此人口齒清楚,談鋒雄健,講起課來,引人入勝。他有時講課離開課本,講一點新鮮事,如中國不但有國民黨,還有共產黨,蘇聯就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地主、資本家倒了臺,由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等等。這使很多同學聽得入了迷,特別像我一樣的窮學生,感到很對心思。因此,我們經常到鐘老師宿舍去玩。石島那幾個同學雖然不在鐘老師班上,也常和我們一起去。我們每次去,都問這問那,好像有提不完的問題。
在鐘老師宿舍里,我們還認識了一個叫宋文山(后來改名叫宋澄)的人,是國民黨文登縣縣黨部的干事。不過,有時他也插進幾句話,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
有一次,張景芳懷著好奇的心情問:“鐘老師,你怎么知道這么多事?”鐘老師微笑著說:“多看了一些書?!?/div>
我鼓起勇氣說:“老師,能不能借些給我們看看?”
鐘老師滿口答應。從此以后,我們從鐘老師那里借了很多進步書籍,有魯迅寫的,還有蘇聯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等等。這些作品,在我們腦海中展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使我們大開了眼界。同時,要提出的問題,也隨之多起來。
有一次,鐘老師問我們:“你們將來還想不想讀高中、讀大學?”我們都說,想是想,就是家里窮,讀不起。鐘老師嘆了一口氣,說:“是啊,要是能把地主和資本家打倒,建立像蘇聯那樣的社會就好了?!苯又?,鐘老師給我們講起了中國共產黨,還有國共合作、國共分裂、蔣介石叛變革命等問題。他還特別興奮地告訴我們,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紅軍,已經建立了江西蘇區,還要在全中國建立像蘇聯那樣的社會。聽著鐘老師這些講述,我們的心里都向往著共產黨,向往著革命。
這年暑假前,預科班舉行一次考試。我和張景芳等幾個朋友提前升入九級,成了文中的正式學生。鐘老師也不再教預科班,改教九級、八級和師范班。

文登第一個黨小組誕生地
——文登中學操場一角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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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中學操場一角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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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們幾個同學湊在一起閑扯。我談起在學校搭不起伙,想從家里背苞米面和地瓜粉,自己起伙,又感到路遠背起來有困難,起伙也有困難。因此,我越說越懊惱。張景芳一直憋著氣坐在那里,這時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說:
“中國社會這樣黑暗,我們青年人要有前途,非干共產黨不可!我是橫了心要干共產黨,你們怎么樣?”他的這些話,像在干柴堆上放了一把火,頓時把大伙的激情燃燒起來了。我心里激動得怦怦直跳。接著,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看樣子,鐘老師準是共產黨員,我們找他去!”
第二天晚上我們去找鐘老師。一進屋,鐘老師就看出我們幾個青年的情緒今天不同往常。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鐘老師笑著問。
大家都把目光落在張景芳臉上,因為我們事前約定讓他先開口的。
這時張景芳顯得有點緊張,但還是鼓起了勇氣,說:“鐘老師,我們想求你一件事!”“別激動,慢慢說。什么事?”鐘老師親切地說。張景芳卻急不可耐,沖口而出,“我們想參加共產黨,求你給介紹介紹!”鐘老師爽朗地笑了,但他很快就壓低了嗓門。我急忙問他:“老師,景芳說的不對嗎?共產黨不好嗎?”鐘老師望著我們,微笑著,小聲說:“共產黨好??!可是蔣介石容不得共產黨,他背叛革命后,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的屠殺政策,逼得共產黨不得不轉入地下,進行秘密活動。我早想參加共產黨,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呢!”我們幾個都傻了眼。
“你不是說有蘇區嗎?我們到蘇區找紅軍去,或者想辦法到蘇聯去?!?/div>
我們都睜大眼睛盯著鐘老師,指望他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復。但是,鐘老師沒有說話,只是輕輕地搖了搖頭。真沒想到干共產黨還這么難,我們的情緒有些低落了。
過了一會兒,鐘老師見大家有點泄氣,就笑著鼓勵我們說:“別灰心!只要我們多干共產黨主張的事,宣傳革命道理,宣傳共產黨好,我想總會找到的。說不定文登就有共產黨人,我們不知道他,他對我們干的事清楚,到時候也許會來找我們。這就要看我們的決心了?!?/div>
這盞燈經鐘老師這么一撥,頓時又在我們心中亮起來了。
張景芳又代表我們,再三對鐘老師說,如果他找到共產黨,一定要帶著我們去參加。鐘老師連連點頭,說:“好!好!”當我們站起來要告辭時,鐘老師又把我們留下,問我們這事跟別人說過沒有。知道我們沒向別人說過以后,他既嚴肅而又親切地囑咐我們,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安全,不要不看環境,不看對象,隨便亂說,以免發生危險。
從那以后,我們每次到鐘老師那里去,總是懷著一種特別的心情。在鐘老師那里,還常常碰到宋文山。他在那里很隨便,好像比我們與鐘老師的關系更親密。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我國東北三省。文中的教職員工和學生同全國的愛國同胞一樣,義憤填膺。在全校師生舉行的抗日大會上,鐘平山老師發表講演,嚴厲譴責和無情揭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博得了大家的熱烈鼓掌;張景芳、原道炳他們領導的學生自治會,也發起成立了“抗日義勇隊”。接著,同學們都做了一色的制服,學校增加了軍事訓練科目。
這次大會之后不久,一天,張景芳找我,說他要參加共產黨了。我急切地問:“找到啦?”他卻反問我:“你參加不參加?”我又驚又喜,急忙說,“參加!”他高興地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也用勁攥著他的手。這時,他告訴我,并沒有找到共產黨,是鐘老師跟他們幾個人商量,為了發動抗日,搞好宣傳,先成立一個組織,干共產黨的事。“鬧了半天,還不是共產黨!”我有些著急。張景芳介紹說:“咱們有了組織,先干共產黨的事,還不就是共產黨?不過沒有找到以前,還不能叫共產黨,先叫‘三一學社’?!苯又指嬖V我,眼下“三一學社”就要展開活動,揭露蔣介石的賣國反共政策,宣傳共產黨如何救中國,救窮人,還要宣傳蘇聯的局勢。
寒假前夕的一天,張景芳告訴我當天夜里有重要活動。天黑以后,我按照事先的約定,去到操場上,看到同學們三三兩兩地陸續到來。過了一會兒,大家又都結伴走開了,隱沒在夜色之中。我正等得心急,張景芳拿著一個紙盒來到我面前,告訴我今天晚上分組貼反蔣標語,我們倆一塊行動。他從懷里拿出一卷紙交給我,我展開一看,大約有五六寸長,二寸來寬,也有幾張大一點的。我生平第一次為黨干事,激動的心像要跳出口,那個高興勁兒是沒法用言詞來形容的。
我們兩個摸著黑,悄悄地從操場后面轉到大街上。街上一片漆黑,也很少有人行走。來到分給我們的地段,張景芳端著紙盒刷糨糊,我把一張張標語貼到墻上去。
第二天天剛亮,小小的文登城轟動起來了!一張張“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賣國賊蔣介石!”的紅綠標語,猶如一把把利劍,刺痛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達官貴人;又恰似一把把火炬,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人們爭相傳說著,簡直把貼標語的人看作是天兵天將。是啊,不但大街小巷,就連國民黨縣黨部的大院里,也貼上了標語(我后來知道,是宋文山貼的),這能不使人驚訝嗎?
文登城里這一聲春雷,很快傳到了遠近鄉下。人們心中的愛國熱情都給點燃起來了。
正在我們興高采烈,悄悄地歡慶勝利的時候,意外的事情突然發生了——我們尊敬愛戴的鐘平山老師,接到了校方的辭退通知。
“三一學社”經過研究,決定用學生自治會的名義出面,以鐘老師教學有方為理由,同校方交涉,要求校方收回辭退通知。但是,校方堅決不同意,說鐘老師在“九一八”事變后,太出頭惹眼了,如留下來,對學校和他本人都沒有好處。
我們著急地去問鐘老師怎么辦,鐘老師親切地說:“離開學校,看來勢在必然。我走了,組織還在。以后你們有事,去找宋文山,他可以幫助你們。我不會忘記你們,等找到了黨,我就寫信來。”
放寒假的頭一天,我們懷著憂傷惜別的心情,送鐘平山老師踏上新的征途。寒假后回校的第三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西關小學開重要會議。好不容易等到晚上,我和張景芳、于敬忠、鄧汝奎等一起來到約定地點。西關小學的教員張孟浪,文中的王治卿、盛福東等人,已經先一步到了。后來又陸續來了幾個人。今天大家的神情都顯得異常莊重、嚴肅,見面時只是默默地點點頭打招呼,每個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什么。
過了一會兒,原道炳陪著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走進屋里。這個人細高個,衣著比較講究,頭戴禮帽,身穿棉袍大褂,腳上穿著皮鞋。見到這個陌生人,我們即刻感覺到,他大概就是我們要等的人了。我們不約而同地站起來,用尊敬而又帶幾分驚異的目光看著他。
來人帶著親切的微笑,用明亮的眼睛環視了一下屋里的人,客氣地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很自然地坐下,好像回到親人之中。
原道炳以難以抑制的興奮心情,向我們介紹說:“這是省立七鄉師(即文登鄉師)校長于云亭先生,他帶來了鐘老師給我們的信!”

于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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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說鐘老師來了信,群情振奮。我們彼此用眼光交流著欣喜之情,相互慶幸著。接著,原道炳把鐘老師的信讀了一遍。信的大意是:我們這一批青年學生,革命熱情很高,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更應團結奮斗。因為種種原因,他不能同我們在一起了?,F在,他的好友于云亭即將到文登鄉師任校長,他已向于先生詳細介紹了我們的情況,于先生表示很愿意指導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很好地接受于先生的指導。
原道炳讀完了信,就請于云亭講話。他說:“同學們的情況,鐘先生都對我說了,有些事信上不便寫。大家一直在急盼盼地找黨,我今天就是來介紹你們參加共產黨的!鐘老師和你們一起組織的‘三一學社’已經接受了黨的初步考驗,從現在起改為黨的一個支部,原領導人就是黨支部的領導成員?!?/div>
啊,我們入黨了,還有了黨的支部!在這個春寒料峭的夜里,人人心里恰如燃起一團火。我們多想痛痛快快地高呼幾聲“中國共產黨萬歲”!但是,情況不允許我們這樣做。
接著,于云亭又給我們講了黨的組織紀律及以后黨員之間相互聯系應注意的事項等。最后他還提出,為了在新開辦的文登鄉師開展黨的工作,要文中去幾個黨員投考鄉師,作為發展鄉師黨組織的基礎(后來聽說去了4個黨員)。
文中黨支部成立不久,在國民黨縣黨部工作的宋文山到北平去了。
當時風聲越來越緊!國民黨縣黨部的書記長胡建民到濟南去,報告文中有共產黨的組織,反蔣標語也是文中學生貼的。文中黨支部得到這個消息后,認真分析了當時的局勢,研究了應付措施。當時山東的“太上皇”、大軍閥韓復榘,為了鞏固自己的地盤,一心抵制蔣介石的勢力打進山東;膠東的土霸王、軍閥劉珍年,不但抵制蔣介石,還提防著韓復榘;文登的縣長劉昶年是劉珍年的親信,與縣黨部有矛盾,他既不喜歡學生鬧事,又擔心縣黨部借鎮壓學生之機擴大勢力;縣黨部雖然對學生的反蔣活動很惱火,但他在文登沒有基礎組織,只是個空架子;文中校方不太干涉學生的活動,但膽小怕事,為了維護學校和自身利益,偏袒學生;學校黨支部建立后,黨員積極性很高,學生自治會、抗日義勇隊又都掌握在我們黨的手里。特別是全國抗日的呼聲很高,學生有堅強的后盾。因此,黨支部決定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趁胡建民剛從濟南回來,來個先發制人,給他一個“下馬威”。
在文中黨支部領導下,學生自治會出面召開全校同學大會,揭露了胡建民到濟南誣告文中,陷害全體同學的卑劣行為。會場上頓時沸騰起來了,人們揮舞著憤怒的拳頭高呼:“跟胡建民論理去!”“找胡建民算賬去!”“要胡建民交出證據來!”
自治會主席當即宣布:“換上制服,上街游行示威,到縣黨部找胡建民算賬!”
不一會兒,群情憤怒的學生隊伍浩浩蕩蕩地涌上了文登城的街道?!按虻箛顸h書記長胡建民!”“我們要抗日!”震天的口號聲如滾滾春雷,在藍天白云間激蕩,山城文登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壯舉。沿途的老百姓熱情地議論著,并用驚訝不已的目光,看著這雄赳赳氣昂昂的隊伍。
我們來到縣黨部門口,列隊擺好了陣勢,就派代表進去交涉。胡建民不在,自治會幾個領導人研究之后決定,派一部分人留在這里監視,大隊回到學校。
當天下午,留下監視的同學,把胡建民抓到學校里來了。消息傳開,同學們蜂擁而至,把胡建民團團圍困在改作禮堂的大殿里。堂堂的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如今滿頭大汗,一副狼狽相。他結結巴巴,一口一個“兄弟我”至于那后面還說了些什么,被同學們憤怒的口號聲、質問聲蓋過了,誰也聽不清。我們質問了他個把小時,他嚇得渾身發抖,有幾次差一點癱坐在地上。后來,學生自治會決定,把他拉出去游街。一聲令下,他像死豬一樣被同學們推擁著押出了校門。
文登縣長劉昶年,恨不能大剎一下胡建民的威風,削弱蔣介石和韓復榘在文登的勢力,鞏固他劉家的地盤,所以一直沒有出面干涉。直到下午,他聽說胡建民被抓到文中,擔心再不出面,以后不好說話,又怕火燒到縣政府頭上,這才匆匆忙忙帶著護兵向文中趕來,正巧,和押著胡建民的隊伍相遇。他和護兵手拉手攔住了我們的隊伍,向我們喊話:“同學們,不能這樣。你們先回去,本縣長保證把這件事處理好,讓你們滿意?!?/div>
我在學校也是活動“紅”了的,已經引起校方的嚴密注意,加上家里經濟拮據,實在無力再供我讀書,所以在1932年寒假,我也不得不離開學校。
就趁這個機會,胡建民溜跑了。
這次斗爭取得的初步勝利,使同學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為文登城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氣,街談巷議,都夸學生們有膽量。
黨支部決定,乘勝前進!緊接著又組織了一次全校同學的大游行。這次游行講明了策略,所喊口號,只針對胡建民個人,這樣既可以避免給敵人留下口實,又可以加深縣政府與縣黨部之間的矛盾。同時,又派出學生代表,多方進行交涉。不多幾天,國民黨文登縣黨部的正副書記長都調走了。當然,這個結局,一方面是學生們在黨領導下斗爭的結果;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各地方派系之間“狗咬狗”的斗爭,也從反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從這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國民黨文登縣黨部,一直是關門大吉。
就在我們興高采烈暗暗慶祝這次斗爭勝利的時候,教育局突然把文中的校長、訓育主任和教務長三人調走了。緊接著,又傳來一個消息,劉珍年認為文登局勢不穩,要派騎兵團來文登駐防。這突如其來的一連串變化,使大家心中非常不安。黨支部研究決定,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一部分身份比較公開的黨員離開學校,黨支部由平時不大露面的同志負責,繼續與于云亭聯系。我的好朋友張景芳和石島的幾個同學,決定轉赴北平,去找鐘平山老師和宋文山。我繼續留下。
不多久,劉珍年派的騎兵團到了文登。文中派來的新校長是個國民黨員,對學生控制很嚴。我和于敬忠在救濟院住的房子,也被騎兵團搶占,我們只好搬到雙茂客棧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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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第一個黨小組誕生地
——文登中學圖書館舊址
——文登中學圖書館舊址
我在學校也是活動“紅”了的,已經引起校方的嚴密注意,加上家里經濟拮據,實在無力再供我讀書,所以在1932年寒假,我也不得不離開學校。
盡管以后的斗爭十分艱苦,但黨在文中播下的革命種子,在馬列主義春雨的澆灌下,終于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當然,斗爭是復雜的,人們的變化也是很大的。但是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上,文中第一個黨支部的絕大多數黨員,戎馬一生,金戈南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的更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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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岫庭(1914年—1990年),男,山東省文登縣(現威海市文登區)楊家疃村人。1931年1月加入共產黨。1934年任中共文登縣委書記。1938年2月參加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1940年3月任東海獨立團五營營長??谷諔馉幤陂g,參加文登境內與日偽頑軍數十次戰斗,如青石嶺戰斗、崮頭戰斗等,立下赫赫戰功。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后勤運輸團團長、第九縱隊后勤部第二運輸處處長等職。1957年2月轉地方工作,歷任南京化工公司磷肥廠副書記兼副廠長、化工部第八建設公司副經理、南京化工公司化工機械廠副廠長等職。1983年2月離休。1990年10月病逝于南京。
(來源:中共威海市委黨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