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在威海，器官捐獻協調員只有我自己”

李松柏是如何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一職業的，在九年的職業生涯里他都遭遇過什么樣的狀況，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記者為此與其進行了對話，為大家展現這一陌生又令人尊重的職業中酸甜苦辣。

李松柏的器官捐獻協調員證書

記者：您是怎樣從事這份工作的？

李松柏：2010年初，按照中國紅十字會要求，省紅十字會被列為器官捐獻試點省份，我市同步開展器官捐獻工作。我是威海市紅十字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又是學醫出身，所以，按照組織要求，成為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當時，我參加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舉辦的協調員培訓，系統學習了相關文件和基礎知識，經過嚴格考核后，獲得了相應資質和證書。

“在威海，器官捐獻協調員只有我自己。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全國總共才兩千多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記者：干這行您有顧慮嗎？

李松柏：說實話，起初我也有顧慮，感覺這份工作不好做。后來我想，既然組織安排我去做，那我就全力以赴做好。時間過得真快，一晃9年過去了。

記者：您接手的第一例捐獻者還記得嗎？

李松柏：一輩子也忘不了。那是2012年5月30日凌晨一點左右，那天還下著雨，這名患者已達到捐獻狀態。接完電話后，我冒著雨開車往煙臺趕。當我見到捐獻者的家屬時，對方很悲傷。雖然那時我還一點經驗沒有，但還是按照程序順利地做了下來。事后，捐獻者家屬一句話給了我莫大鼓舞：“孩子的器官可以用來救活別人，這也是一種生命的延續，謝謝您幫我們完成了這個心愿。”這次成功讓我更加清楚器官捐獻的意義，更覺肩上責任重大。

記者：遇到捐獻者家屬情緒激動時，您也會控制不住嗎？

李松柏：說實話，我也想掉淚。但這份工作要求我不能這么做，我只能忍著。因為，捐獻者家屬需要我來安撫，有些后事需要我去做。

記者：這份工作苦嗎？

李松柏：怎么說呢？這種苦與大家平常所說的苦是不一樣的，體現在多方面。一是要經常面對生死離別，面對捐獻家庭的悲傷、痛苦和無助，我內心真實的情緒是被壓抑的，時間長了，感覺很痛苦，心理壓力會很大。這個壓力靠別人是排解不了的，只能靠自我疏導。二是有的時候，捐獻者家屬因悲傷常常不吃不喝不睡，我就得陪著他們不吃不喝不睡，這個過程很累。我這個人心臟不太好，一旦感覺身體頂不住了，就趕緊拿一粒速效救心丸放在嘴里含著，然后該干嘛干嘛。三是要經常出差，很多時候是說走就走，然后在路上跟妻子說一聲。另外，休假日不多。因為，從出現潛在捐獻者到捐獻結束處理完所有事宜，在每個捐獻者身上平均要用4天左右，按照我去年完成30個捐獻案例算，基本上全年無休。

記者：捐獻手術整個過程，您都在場嗎？

李松柏：全程在場，這是我的職責，后續的事宜也由我來負責。

記者：您最心痛的是什么？

李松柏：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眼前逝去，尤其是白發人送黑發人的那種悲痛，那是捐獻者家屬一生都抹不平的傷痛。

記者：您最無奈的是什么？

李松柏：捐獻者的器官已經進行分配了，但在捐獻器官手術時才發現，器官存在病變等原因不能進行捐獻。這不僅白白浪費了捐獻者和家屬的愛心，也讓一個剛剛重燃希望的家庭再度陷入灰暗。

記者：您最感動的是什么？

李松柏：最讓我感動的是，不少捐獻者家屬都積極投身器官捐獻宣傳，并與我保持著聯系。他們有的會每天給我發一句早安，有的會在節日里送上祝福。

記者：您和捐獻者家屬關系怎樣？

李松柏：我從未忘記過他們。在我的工作記錄中，記錄著每位捐獻者的生日，每到清明或他們生日的時候，我都會發短信給捐獻者家屬，表示緬懷。現在，我已成為捐獻者家屬的情感寄托，我讓他們覺得，自己的親人還以另一種方式活著。

記者：如今我市器官捐獻的情況怎樣？

李松柏：剛開始，我帶著器官捐獻協調員證書一家一家醫院跑，逐個科室講解器官捐獻的意義，但收效甚微。從2015年開始，威海市紅十字會和衛生系統在全市二甲醫院以上的ICU，神經外科設立器官捐獻宣傳展板，設立信息員，這讓潛在捐獻者的數量變得越來越多。截至2018年底，我完成了42個捐獻案例；僅2018年，就完成30例。如今，很多人加入到器官捐獻志愿者這個隊伍，我岳母就是其中一員。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正確認識器官捐獻這件事，讓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續。

記者：如果有人想做器官捐獻協調員，您想提醒他們啥？

李松柏：作為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要具備一定的醫學教育背景和醫學實踐經驗。因為在接觸捐獻者過程中，器官捐獻協調員首先要初步判斷，捐獻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獻條件，并且在和醫院、患者家屬溝通的過程中，也需要專業的醫學知識背景。